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

“在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会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递交了一份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

关于短板和弱项方面，王广发具体谈到，其一，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占总床位数的4%，在去年新冠疫情高峰前又扩展了4%，达到8%。在重症高峰到来时仍然出现了床位短缺。而发达国家危重症床位数，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14.3张重症监护床位，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均曾出现危重症床位不足的情况。我国的危重症床位总数尚有比较大的差距。而我国新修订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也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

其二，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由于我国医院建设标准未就大规模公共卫生应急需求提出特别要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

其三，公立医院基础设施设计冗余不足。某些地方的传染病院在局部疫情患者救治中即出现了氧气压力不足，甚至是断电的情况。在此次大规模疫情中即使在一些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也出现了气源、供电的不足。

其四，某些传染病院运营艰难。由于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拨款不足，造成人才留不住，设施设备缺乏维护 ，应急状态下掉链子。

其五，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在此次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室，在多数医院体量轻，规模小，设备装备欠缺，人员不足，在此次疫情高峰和重症高峰应对中暴露出医院整体能力不足的短板。

其六，全员危重症救治能力不足。此次疫情，多数医院几乎全部科室参加了新冠疫情的救治。但许多科室由于平时缺乏呼吸道感染和危重症救治的训练，仓促上阵，难以满足高强度临床诊疗的要求。

基于此，王广发建议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平战结合，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其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他建议对现有基础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对现有医院电力、气源设施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满足超过满负荷运转10%的冗余量，应逐步改造，以满足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电力、气源设施的冗余应达到满负荷运转的10%，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王广发还强调，应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和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以解决自我造血，人才梯队建设及传染病患者的非传染病临床需求。

此外，他还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呼吸ICU、内科ICU、综合ICU等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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